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独自在窗前踱步，目光时不时落在一把空椅子上。那是给罗荣桓预留的位置，可惜主人此刻远在北京养病。微雨敲窗的间隙，他忽然想起二十一年前在陕北窑洞里与林月琴的一段谈话——那场对话，成为后来许多抉择的注脚。
时间拨回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抗战全面爆发，延安的窑洞内人声渐稀。林月琴刚与罗荣桓成婚不久，被组织安排来中央党校学习。一天傍晚，她被通知去见毛泽东。火炉噼啪作响，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电报，招手示意她在对面坐下，“小林，你可想过，罗荣桓为什么被选去做红军的党代表？”短短一句问话，道出关切也藏着深意。
林月琴略显腼腆，回答得很直接：“主席，我真想知道答案。”
毛泽东没急着开口，只是用烟斗敲了敲桌沿。沉默片刻，他提起往事——“秋收起义后，我们人少枪少，三天里换了三位前敌委书记。罗荣桓不声不响，却总能把散乱的队伍聚拢。他心里只有党，没有自己，这叫老实。”毛泽东把“老实”两个字拖得很长，像是要把分量压到对面年轻的新娘心里。
在毛泽东眼里，“老实”并非软弱，而是对路线的彻底忠诚。罗荣桓初见毛泽东已是一九二七年秋，部队在修水集合，千余号人饥疲交加。毛泽东登上梢头高石，喊出的那句“我们要打回去！”让年轻的罗荣桓当场亮起了眼睛。自那以后，两人之间的信任一点点累积。
到了一九二九年大柏地，红四军被尾追，一触即溃只是分分钟的事。罗荣桓当时是三营党代表，他临阵喊停队伍埋伏，硬生生把敌军拖进包围。那一战，扭转了闽西突围的危局，也让毛泽东确认眼前这位“戴着眼镜、说话慢声细气的湖北人”，不只是能写传单的政工干部，更是能下决定、敢负责任的指挥员。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整编为纵队，罗荣桓成为军委分派的第二纵队政委，与林彪并肩。有人疑惑：政治干部何苦深入火线上？可事实一再印证，只要罗荣桓在，队伍就有“主心骨”。抗战初期，林彪负伤，华北115师群龙无首，“大后方”的统帅部电报指名陈光代理师长，延安却几乎同时拍来另一道电令：罗荣桓暂代师长。虽因时差未能如愿，却让前线明白了中央在想什么——要稳住山东，得靠罗荣桓。
山东根据地的局面纷繁复杂：日伪、顽军、土匪相互纠缠，党内又有路线分歧。罗荣桓身带血尿病仍蹚着沼泽、爬过冰河，硬是把区党委、八路、游击队捏成一股绳。后来蒋介石在重庆与毛泽东谈判，指名要“借”四省，高层的答复却是：“山东不能让。”底气来自何处？三十万齐鲁子弟兵，就是罗荣桓给的底气。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情义，旁人常看不透。陈毅牺牲后，他深夜披睡衣赶赴八宝山；而罗荣桓病逝，老人家更是彻夜难眠，连服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凌晨时分提笔写下那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里“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道尽了依赖与悼痛。
这一切，都能追溯到当年林月琴那场对话的落点。“老实”二字，包含的是对党无条件的忠诚，是遇到大风浪时的定力，是身处暗夜也能稳住方向的担当。毛泽东在窑洞里曾补充了一句：“战场有枪声，政治有暗流，真正的老实人，最难得。”
罗荣桓晚年连开会都得按着心口喘气，秘书劝他休息，他只摆手：“文件拿来。”一九五六年，他写信请求免去繁重职务，毛泽东批示同意，却仍把政治局委员之责留给他：“身子难支，心不能闲。”这种惺惺相惜，外人难以体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一代元帅走了。噩耗传到人民大会堂，正在讨论国事的毛泽东默然起立，泪水滑过脸颊。礼堂里静得只剩挂钟的滴答声。主席哽咽着说：“老实人，走了。”
罗荣桓去世后，林月琴收拾遗物，案头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本翻烂的《毛泽东选集》。封底处贴着毛泽东亲笔信的复本，上面那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墨迹已略显模糊。书页内，夹着一张罗荣桓的字条：永做忠诚老实人，永随党而行。
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生与死、荣耀与艰辛，被一条最简单的标准串成了线——对党是否绝对忠诚。罗荣桓用生命给出了答案；毛泽东则用那首七律写下了惦念。那年陕北窑洞里短短的谈话，如同埋在泥土中的种子，最终在烽火与硝烟中开出了坚毅的花。
无数后来人总问，什么才是“老实”？毛泽东当年的回答已无需再加脚注：要紧关头能挺身，为人民能熬苦，对是非从不暧昧。罗荣桓做到了，因此他被选为党代表，也因此他的名字被镌刻进共和国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