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31日夜，一通加密电报从吉达直奔北京外交部值班室，字数不多，却将“科威特”、“伊拉克”、“紧急求援”连在一起。彼时很多中国人已进入梦乡，海湾上空的阴云却正悄悄聚拢。
第二天清晨，外交部高层举行临时碰头会。一句“情况比想的要糟”划破寂静：截至当日，伊拉克边境已出现多批装甲纵队集结迹象，而科威特的王室卫队正向外界呼救。所有参会者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边境摩擦。
紧接着的数小时，关于“是否派出特使”的讨论在楼道里此起彼伏。理由很直接：中东是中国石油的重要来源；北京身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话语权容不得空缺；而且，阿拉伯多国私下表态——“希望朋友来劝一劝巴格达”。
绕不开的问题是派谁出面。环顾当时的外交班底，既能直面强硬的白宫，又能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信任的，只剩1956年入伍、时年62岁的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他在70年代就做过联合国代表，英语流利，风格硬中带柔，北京一拍即合。
决定一出，筹备即刻启动。如何定下谈判基调？最终形成四十六字方针：听意见、不带方案、不当调解、劝撤军、谋和平。这几句话后来被文件反复强调，可谓此次穿梭外交的“作战条令”。
十一月初，阿拉伯半岛已入冬，热浪稍退，战火却随时可能点燃。开罗被选作访问首站，一来这里向有阿拉伯“政治心脏”之称，二来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好在此转机。越早摸到华盛顿底牌，后手越多。
11月6日午后，钱其琛抵达开罗老机场。没有排场，只有一辆低调的公务车。车门甫一关上，他低声向身边的随员说了句：“先听，别急着表态。”这句话贯穿了此行始终。
与贝克的会晤只持续了八十分钟，却比任何长篇报告都尖锐。对方摊了底牌：伊拉克若不撤军，美国就算“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动手。钱其琛平静地问：“行动是否限定在科威特？”贝克摇头，“不能保证”。至此，战争阴影从边境一直延伸到巴格达城门。
走出会场时，晨光照在开罗的棕榈树上，钱其琛知道，华府绝无回旋余地。接下来，他必须让萨达姆正视一个事实——孤立无援的危险不在西方天空，而在身边的阿拉伯兄弟心中。
7日至10日，他马不停蹄造访埃及、沙特、阿盟、约旦。短短四天，十余场会晤，记录满满装进随员的文件夹。慑于战火风险，各国态度惊人一致：拒绝战争，希望伊拉克撤军。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话不多，却连说三次“和平”。科威特流亡政府代表更是控诉伊军暴行，字字滴血。
这些声音成为对萨达姆最沉重的“见面礼”。可要把话送到他耳畔并不容易。11日清晨，钱其琛登上驶向巴格达的专机。当飞机穿越波斯湾上空时，天空一片透亮，机舱里却紧张得能听到心跳。
抵达巴格达后，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率先出面。西方媒体口中的“铁面阎罗”此次并未咆哮，他先请客人开口。钱其琛简明交代来意：中方无私利，只求和平。接着，他摆出四日走访所得结论：入侵难被接受，各国不愿动武，但伊拉克若执意留军，战争就由不得任何人。
阿齐兹听完沉默良久，然后抛出一句：“撤军不在考虑范围。”这场对话其实已预示巴格达的立场。钱其琛知道，真正的决定掌握在总统府那位曾自诩“现代纳赛尔”的萨达姆手里。
次日午后，经层层安检和多次换车，代表团抵达一处戒备森严的建筑。萨达姆身着军装站在大厅中央，目光犀利。寒暄后，他率先开火：“科威特本来就是伊拉克的一省，像香港对中国一样。”这句挑衅立刻点燃火药味。
钱其琛语气平和，却字字清晰：“香港自古属于中国，是被殖民者夺走。当事双方终归一国。科威特是独立主权国家，被突然占领，性质截然不同。”对方眉头一挑，却未打断。
接着钱其琛列举战争可能带来的石油设施毁灭、民众死伤与经济塌方，提醒萨达姆：美国已决定若不撤军将攻击伊拉克本土。最后，他抛下一句，“利弊已尽在眼前，结论则在阁下。”等同将选择权直接推回萨达姆。
短暂静默后，萨达姆端起茶杯：“没有美军撤离，伊拉克不谈撤军。”语气坚决，仿佛棋局已封，还剩一条死路。对话到这一步，只能握手结束。
代表团当晚飞往利雅得。沙特国王法赫德凌晨在和平宫接见钱其琛，言辞中充满失望：“他误判了世界，也误伤了阿拉伯的共同利益。”短短一夜，钱其琛完成汇报，旋即返京。
1991年1月17日凌晨，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巴格达。三十八天后，伊军在科威特战线溃败，2月28日正式停火。战争只持续六周，却重塑了世界对高技术战争的想象：卫星导航、精确制导、信息战统统登场。
伊军付出约十万伤亡，多国部队则少得惊人。军事学院后来把这种差距称为“代差杀伤”。对当时仍在军队信息化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直观地揭示了差距，也刺激了日后一系列改革。
海湾的硝烟散去，伊拉克的苦难却才刚刚开始。战后制裁、战争赔款、石油设施被毁，国内基建倒退数十年，难民潮、战后乱局与贫铀弹污染让这片两河流域黯淡无光。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伊拉克人均GDP跌入谷底，社会秩序支离破碎，昔日繁华巴格达失去往日光彩。
环视整段冲突，钱其琛的中东行曾被少数评论家指为“竹篮打水”，但更多研究者则注意到另一面：在大国棋局几近封闭的缝隙中，中国展现了劝和努力，表明了和平立场，也积累了宝贵的多边斡旋经验。对一个当时尚在全面改革的东方大国来说，这种经验价值远超过一场即时的“调停成功”。
有意思的是，战后多年，美方公开档案里出现了那份1990年11月的口头通报记录，标明“Beijing envoy delivered regional stance”。文件下方一句批注写着：“Information accurate， but Baghdad unmoved.”四个词凝缩了那段错失的转机。
战火可以在周而复始的对峙里被点燃，也可能在一次握手、一句劝告间被熄灭。1990年的巴格达错过了窗口，随后付出的代价数以万计。历史并不负责抚平伤痕，它只冷静记录选择与后果。
今天翻检当年档案，人们才能明白，外交斡旋并非魔术。它既需要耐心与智慧，更依赖各方对现实利害的清醒判断。萨达姆错估了国际合力，也忽视了来自同胞、邻国与友邦的劝诫。至此，滚滚铁流碾过沙丘，时间带走一切侥幸。
如今谈起那场会晤，外电常以“money talks，Qian listens”作标题，戏谑中却也隐含敬意。毕竟，当时能坐在炮火边缘的人不多；敢把真话直接递到巴格达桌面的，大概更少。钱其琛用一次长达两万公里的奔走证明：当和平仍有一线可能，就值得竭尽全力去尝试。
同一张桌子，不同的算盘：从阻战到观战的抉择
停战协议签署后，伊拉克进入漫长的制裁期。许多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核心矛盾并非军事，而是政治孤立与经济枷锁交织所致。萨达姆在战后仍寄希望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内强化强人式统治，对外则继续展示对抗姿态。国际油价的涨跌、制裁物资的紧缺、库尔德与什叶派的动荡，共同拉扯着国家元气。与此同时，美国迅速验证并推广了GPS、隐身技术和网络战成果，将“海湾模式”写进冷战后的新军事标准。中国学术界不再将机械化建设视为终点，信息化、智能化成为新的目标；《关于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明确提出发展精确制导武器、卫星导航与网络对抗能力。反观伊拉克，由于长期受限，军工体系难以恢复，最终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迅速瓦解。前后不足十三年，两次战争，天平倾斜得更加彻底。若把1990年视作岔路口，萨达姆当年的一句“美国先走我再说”实际上也锁死了后来所有谈判的门。战争选择与否有时是一瞬决定，却足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而外交桌上的一念之间，往往就埋葬了无数生灵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