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现今上海万航渡路435号的历史建筑，原为军阀陈调元的旧居，自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军所占据。汉奸丁默邨（其事迹被电影《色戒》中的虚构角色易默成所借鉴）与李士群为日军效力，从事特务活动与情报收集。他们招募了诸如吴四宝之类的地痞流氓作为打手，在76号地点横行霸道，无恶不为。
汪精卫选择与日本合作，并与丁、李两人结盟，在此地举办了汪伪政权的“第六届全代会”。会议结束后，随即设立了“特务机关”。自此，该地转变为拘禁、严刑拷问、掠夺及勒索的黑暗中心，令民众谈及便心生恐惧。关于76号机构的恶行，在吴四宝与佘爱珍的相关叙述中已有所提及。他们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打手，而真正操控这个“恐怖巢穴”的幕后黑手，其实是李士群。
在之前的叙述中，我们提及了吴四宝与佘爱珍的事迹，其中上海滩臭名昭著的“第一恶人”吴四宝恶贯满盈，最终命丧其日本上司之手。然而，在汪伪政权位于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里，吴四宝的角色仅是一名打手，真正幕后的大佬是李士群。李士群掌控着汪精卫政权的“魔窟”——76号特工总部，在上海滩权势滔天。李士群掌管76号期间，该组织制造了超过3000起血腥事件。相较于吴四宝，李士群的罪行更为深重。
【一、娶妻叶吉卿】
在周佛海的回忆录中提及的影佐，全名影佐祯昭，他担任日本在上海的“梅机关”负责人，是策划汪精卫叛国的核心特务。汪伪政权成立后，影佐成为该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拥有近乎“决策者”的地位。晴气庆胤，作为影佐的副手，具体指挥汪伪的特务部门，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直接上级。晴气初次接触时，对丁默邨抱有戒心，而对李士群则较为友善。据其回忆录记载，1938年冬日的一天，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三引领丁默邨和李士群前往重光堂，谒见高级特务土肥原贤二中将。丁默邨看上去约莫三十多岁，眼神如蛇般幽深，令人感到不安。相反，李士群体态白胖，面容俊朗，双眼明亮，给人以和善之感，与丁默邨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初次接触时，李士群给人的感觉便显得颇为严苛。实际情况表明，他在行事上的狠辣程度，甚至超越了丁默邨！
在丁与李两人之间，首先选择依附日本势力的是李士群。李士群，1905年在浙江遂昌出生，家境贫寒，但智力出众，20岁那年成功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上海求学期间，他邂逅了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叶吉卿。叶吉卿外貌出众，家境殷实，且比李士群年长三岁，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学习。得益于叶家的经济支持，李士群顺利完成了学业。另一种叙述版本是，李士群曾因饥饿倒在叶家门前并昏迷，被叶父救起后，从而结识并爱上了叶吉卿。然而，这个版本听起来过于离奇，真实性有待商榷。
叶吉卿建议李士群放弃绘画梦想，转至上海大学学习化学。那时的上海大学，革命气息浓厚，从其教授名单便可见一斑，如瞿秋白、茅盾、恽代英、李达等人均曾在此执教。这股革命热潮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大约1926年间，李士群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叶吉卿也随后入党。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党组织安排李士群前往海参崴东方大学接受特工培训。1928年底，李士群完成学业回国，自此与特工事业紧密相连，并最终因此遭遇不幸。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李士群在执行中共秘密任务时，先后遭遇了八次被捕。面对严刑拷问与审查，由于缺乏确凿证据，他始终坚守牙关，顽强抵抗。为了营救李士群，叶吉卿不辞辛劳，倾尽财力物力。某次，李士群落入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手，为避免被移交给国民党，他求助于青帮大佬季云卿，并因此重获自由。事后，李士群向季云卿递上投名状，正式与青帮建立了联系，这一举动也为他日后投降日本并扩充势力奠定了基础。1932年，李士群与叶吉卿夫妇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捕获，这一次，李士群选择了背叛，加入了陈立夫领导的调查科，该机构后成为中统的前身。
世间没有密不透风的秘密。丁默邨和李士群的计谋败露后，调查统计局决定追究责任。凭借广泛的人脉关系，丁默邨得以获释；而缺乏靠山的李士群就没那么走运了，他被带到南京，囚禁在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企图迫使他承认自己是双重间谍。在生死关头，叶吉卿挺身而出，设法营救丈夫。
【二、川岛芳子之谜】
叶吉卿携带巨额现金与金银珠宝抵达南京，慷慨解囊，四处疏通关系。得到贿赂的调查科内部人员建议她采取高层策略，并将她引荐给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不出所料，在徐恩曾的直接帮助下，李士群得以释放，并被安排在调查科（后更名为中统局）的一个基础岗位上，算是重获新生。坊间流传，叶吉卿为营救丈夫，不仅花费重金，还付出了个人代价。鉴于叶吉卿容貌出众，加之徐恩曾素以好色闻名，结合李士群最终获释的事实，人们不难做出一些“风流”猜想，这些流言蜚语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士群在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的处境并不顺遂，长期停留于基层情报岗位，与另一叛徒顾顺章的境遇相比，有着天壤之别。顾顺章带来的破坏力显而易见，然而，当时的人们未曾预料到，这位在中统中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李士群，其造成的危害最终会远超顾顺章。叛徒的类型多样，背离帮派者可称为叛徒，脱离组织者也属此类，而最为人所不齿的当属叛国者。李士群的行为，正是属于叛国投敌，沦为汉奸之列。
南京沦陷后，李士群转移到武汉。1938年秋季，李士群找到时机，携带资金潜逃至香港，并与日本驻港领事中村丰一取得联系。李士群之所以选择背叛国家，其根源在于他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以及想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在接管76号特工总部后，他向旧友马世淦透露心声：“咱俩都没背景，在重庆难以与人竞争，那里资深人士众多，难以立足。而在这里（汪伪政权），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攀升。”
有多篇网络文章叙述，李士群在武汉期间，据称受到知名间谍川岛芳子的引诱，转而投向日本方面。随后，在川岛芳子的引荐下，他秘密前往香港，与中村会面，中村又进一步将他引荐给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书记官清水董三。这一叙述最初源自于李士群下属、汪伪特工总部南通地区负责人姜颂平的回忆，并被众多网络文章所引用。但经过仔细考察，这一说法似乎站不住脚。根据日本传记作家上坂冬子的著作《川岛芳子：男装女谍》中的记录，在武汉会战前夕，川岛芳子实际上正在天津经营饭店，甚至面临被日本人清除的危险。因此，将李士群与川岛芳子扯上关系，显得颇为牵强。据悉，李士群习惯于在闲聊中夸大其词，以树立自己的威严。他常常吹嘘自己与川岛芳子关系密切，还声称与影佐交情甚笃，这些都有夸大之嫌，但竟有人信以为真。相比之下，同为汉奸的罗君强的回忆更为可信。他提到，李士群是通过与日本的一位台湾籍女间谍建立联系，才逃到香港并找到中村的。
此外，根据多面间谍袁殊的叙述，李士群由香港抵达上海后，得知袁殊隶属于军统，便迅速联络袁殊，请求安排住宿。袁殊于是将李士群安置在霞飞路上某旅馆的一间房间内。为了帮助李士群，袁殊给予了他一些资金，而李士群则利用其中的三十元购置了一套二手西装，随后在上海开始了他的行动。由此可见，李士群初抵上海时，生活尚无稳定，仍处于困顿之中。
【三、汉奸合流】
不久后，行动能力强的李士群逐渐获得了清水董三的青睐。为了表明自己的“亲日”立场，他迎娶了一位东北亲日商人的千金。然而，当他的妻子叶吉卿从外地返回上海得知此事后，大闹了一场。鉴于叶吉卿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他最终不得不将那位女子送回了“满洲国”，以此平息风波。回顾李士群仕途得意的这几年，他的桃色新闻并不多。这除了因为叶吉卿的“管教”严厉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一直忙于争夺权力和财富。
李士群初次投靠日本人时，面临一个显著劣势，即他在中统内部长期处于基层，名声不显，难以聚集人心。于是，他想到了昔日上司丁默邨。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指令陈立夫成立了“调统会报”，下设三个部门。其中，徐恩曾担任第一部门负责人，戴笠为第二部门负责人，而丁默邨则负责第三部门，主管电讯及总务事务。不久后，第一部门改组为中统，第二部门改组为军统，第三部门则被撤销。戴笠趁机揭发丁默邨在接待张国焘时存在滥用公款的行为，导致丁默邨失去职务。愤怒之下，丁默邨前往昆明修养。当收到李士群的邀请时，他欣然接受，随即前往上海。
1939年初，日本军事高层许可晴气领导丁、李两人，创建了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他们收到两大箱资金，共计三十万日元，以及众多武器，包括手枪、子弹和炸药。此外，极司菲尔路76号被指定为该机构的行动基地。晴气等人招募了像吴四宝这样的社会不良分子，以及一些背叛了中统和军统的人员，让他们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这些人肆意破坏抗日组织，对同胞施以暴行。76号特工总部完全处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受其资助、指挥和监督，是一个罪恶的集中地，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窝点”。
汪精卫与周佛海面临人手短缺，而丁默邨和李士群则急需一个旗帜。在日本的推动下，他们迅速达成了合作。这一合作的促成者是汪曼云。汪曼云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留在上海，后被李士群拉拢。他借由前往重庆参加培训的机会，途经香港时，转交了丁默邨写给周佛海的信件，从而与汪精卫的叛国阵营建立了联系。到了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人抵达上海。经过一系列协商，丁默邨和李士群及其手下与汪精卫合并，成为了他的护卫和执行者。
【四、清乡罪恶】
76号秘密机构所行之恶，数不胜数，相关内容在探讨“上海滩首要恶霸”吴四宝的事迹中已有所提及。吴四宝作为李士群的部属，其诸多恶行实则源于李士群的策划与驱使，此点不再赘述。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李士群的罪行远不止于76号的活动范畴。顾顺章的背叛确实带来了严重损害，但其影响相对局限。相比之下，李士群的罪恶波及范围广泛，受害人数以千万计（当时江苏省人口即达3600万之众）。
汪精卫伪政权背叛国家，对中华民族造成极大危害的行为中，“清乡”行动尤为突出。日本侵略中国，以小博大，其最致命的短板在于资源匮乏。为此，日本采取的主要战略是“以战养战”，在占领区内大肆抢夺，无情剥削，以满足战争需求。然而，仅凭日本自身力量，效率并不理想，于是他们将这一重任转嫁给了汪伪政权。
汪精卫接下“清乡”职责后，原计划指派罗君强来主导。罗君强身为周佛海的重要助手，当时担任汪伪政权的“边疆委员长”一职，但他对自己的职位颇为不满。汪精卫直接对罗君强表示：“你现在的这个边疆委员长，更像是个挂名的‘荣誉职位’，我有项重要且实质性的任务想交给你。”边说边从文件柜中抽出一份日文版的《清除计划》及其中文翻译。罗君强听后非常高兴。他提议道：“‘清除’这个词太过强硬，换成‘清乡’可能更为合适。”随后，他积极投入到计划的制定中，安排相关人员，并自封为“督办”。然而，罗君强并不知道，早在1941年新年之际，晴气已安排李士群前往台北温泉与影佐会面，影佐当时已私下决定由李士群负责“清乡”工作。眼看着自己即将到手的任务被夺走，罗君强后来气愤地回忆说：“原来李士群和军事顾问部的晴气中佐早已暗中商定好了一切，只是让影佐出面交给汪精卫方面而已。”自此以后，罗君强和李士群表面上维持着兄弟情谊，实际上却成为了势不两立的对手。
1941年5月，"乡村清理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汪精卫亲自担任主任，陈公博与周佛海分别出任副主任。然而，这三位领导人更多是名义上的，实际运作则由"秘书长"李士群负责。该委员会实施的"乡村清理"行动，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本富饶的民众遭受严重剥削，连汪伪政权内部人员也对此感到不满。时任伪江苏监察官的陈则民，向汪精卫汇报称，民间对"乡村清理"极为愤慨，戏称其为"清箱"，意指清理民众的家底。这一言论传至李士群耳中，他愤怒地威胁道："若陈则民再踏足南京，我必取其性命。"此言一出，陈则民自此再未公开露面。
在“清乡”活动期间，李士群完成了另外两项重要举措。首先，他解除了所谓的“维新派”成员、原汪伪政权下的“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的职务，并由自己亲自兼任该职位。关于“维新派”，其背景是在1938年日本军队攻占上海后，他们协助建立了一个名为“维新政府”的傀儡政权。随后，随着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多个汉奸势力合并，“维新政府”被撤销，其成员被整合进汪伪政权中。尽管“维新派”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并不占主导地位，但仍拥有一定影响力。李士群采取强硬手段夺取权力，这无疑触怒了这一派系。
维新团体势力薄弱，李士群对他们肆无忌惮地施加压力，甚至对他的上级周佛海，李士群也敢挑衅，从周佛海那里谋取私利。周佛海同时担任汪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负责推行“中储券”，规定以1比2的比例兑换原先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然而，李士群提出，“清乡”地区有4000万法币未能及时换成中储券，要求按1比1的比例进行兑换。周佛海别无选择，只能按李士群的要求，回收了这4000万法币。但实际上，李士群对民众仍按1比2的比例兑换，从而轻易地将4000万收入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