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一场本应是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最终成为了中国抗日战场上一次触目惊心的悲剧。它被后人称为“平西大撤退”。这支庞大的抗日力量，曾经兵力数万，历经此役后，最终幸存者仅剩下可怜的3000余人。
这场惨烈的撤退中，不仅队伍损失殆尽，更有两位身居要职的副司令员壮烈牺牲在炮火之中，他们的英勇就义，无疑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道血色印记，永远被后人铭记。这绝非简单的军事失利，而是全面抗战初期，敌后游击力量在特殊历史背景、严酷敌情以及自身局限等多重因素交织下，所经历的一场血与火的残酷磨砺。
冀东烽火起，草莽英雄聚
冀东，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便被日本侵略者紧紧盯上，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日益凸显。1933年，日军迅速南下，侵占了山海关，华北平原的门户由此洞开，为后续的全面入侵埋下了伏笔。
同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被迫妥协，导致河北东部大片区域沦为所谓的“非武装区”。这片地区因此失去了应有的防卫能力，形同虚设，为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久，汉奸殷汝耕随即投靠日军，他一手操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直接导致冀东地区的22个县划归日军的实际控制，完全沦为日伪统治的区域。
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仅要忍受日军的残暴行径，还要面对投敌汉奸的压迫与盘剥，苦不堪言。日本占领者强行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
他们还在当地大肆开设妓院和赌场，以此腐蚀民心，使得百姓们陷入极度的贫困与绝望，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许多家庭因此支离破碎，骨肉分离，悲剧接连上演。
甚至有人无家可归，只能横尸街头无人收殓，他们的尸体只能任由野狗啃食，景象惨不忍睹，令人痛心疾首。然而，这种极端压迫并未熄灭反抗的火种，反而激起了更为强烈的抗日意志。
冀东这片土地，本身就蕴含着深厚的革命传统，它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无疑是当时抗日的摇篮。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便在这时毅然回到家乡，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和领导工作中。
他的到来，为后续的冀东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准备，唤醒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1938年2月，一份从延安总部发来的关键电报，指示前方八路军与晋察冀军区做好准备，迎接向冀东地区的战略挺进。
这是党中央对抗日战场局势的准确判断，也是对冀东战略地位的明确部署。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随即进行了周密部署，命令邓华率领部队先行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这片根据地，是为后续八路军进军冀东，建立稳固抗日阵地而奠定基础的关键一步，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将为前线提供战略纵深和后勤支持。
到了同年5月，冀东抗日暴动的筹备工作，在天津法租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会议最终决定，将大规模暴动的时间定于7月16日举行，各项准备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
原本的计划，是等待当地的玉米和高粱作物长成，这些高大的植被能够为部队提供天然的掩护，八路军第4纵队才能安全进入冀东。然而，由于行动消息意外泄露，日军与伪军提前展开大规模搜捕。
为避免功亏一篑，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冀东的抗日暴动被迫提前了10天。1938年7月，冀东各地民众自发掀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积极响应号召。
龙泸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于7月13日率先带领群众起义，迅速组建了华北人民抗日军，打响了当地抗日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士气。紧接着，冀东的抗联队伍在敌人的步步紧逼下，凭借着对家园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勇敢地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即便他们的武器简陋，甚至只是铁锹、斧头、锤子和红缨枪，百姓们依然奋勇反抗，没有丝毫退缩。从1938年7月到9月，冀东抗日大暴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吸引了超过20万群众的积极响应与参与，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接连不断的胜利，更是极大地激发了更多百姓的斗志，冀东的抗日力量由此逐渐壮大，呈现出燎原之势。正值暴动高潮之际，由宋时轮和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4纵队，也成功抵达冀东，带来了急需的支援。
他们在铁厂镇胜利会师了冀东抗联队伍。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师，标志着冀东抗日力量的空前壮大，实现了区域力量的有效整合，为后续的作战奠定了基础。
会师之后，这支并肩作战的部队迅速展开行动，接连从日伪军手中夺回了多座城镇，打破了敌人的统治。这为冀东地区的抗日战局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使得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可能。
此时，冀东抗联与八路军第4纵队的总兵力达到了惊人的75000多人。这一庞大规模，甚至超越了当时八路军三个正规师的总兵力，充分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潜力与力量。
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为进一步加强力量的组织和指挥，宋时轮和邓华向延安报请并获得了批准，决定正式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宋时轮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邓华担任政委，共同肩负起指挥重任。
同时，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则被任命为副司令，共同协助指挥，构建起完整的指挥体系。原冀东抗联的7万名将士也全部并入冀察热宁军区，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由此形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庞大抗日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条件艰苦，八路军军装匮乏，冀东抗联的战士们也坚定地穿着原有服装，积极参与抗战。
规模庞大，战力存疑
尽管冀察热宁军区在纸面上展现出庞大的规模和令人振奋的数字，但延安方面对其战斗力却有着清醒且务实的判断。他们明确指出，这支部队主要由刚入伍的农民组成，其成员多数来自农村，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
此外，部队的政治工作也相对薄弱，这意味着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在实际战场上的效能与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部队相比，存在明显不足。面对装备精良、战术娴熟、经验丰富的日军，他们与敌人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并非简单的人数堆砌就能弥补。
最初，延安高层深知这一点，因此明确指示部队应撤往雾灵山进行整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系统地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便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
然而，宋时轮将军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判断。他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都山的地理条件比雾灵山更具战略优势，无论是作为部队整训还是作战基地，都更具潜力。因此，他自行决定率领部队转攻都山。
这一决策直接导致部队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由于未经充分准备和实战经验缺乏，部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无疑是一次令人惋惜的尝试，也为后续的困境埋下了深远的伏笔，影响了部队士气。
都山攻势失利后，宋时轮才不得不带领部队转向原定的雾灵山。但此时，宝贵的战机已然错失，时局已非彼时。日伪军趁着八路军内部决策和部署的迟滞，迅速集结了大量重兵。
他们对冀东地区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反扑，企图一举扑灭刚刚燃起的抗日火焰。日军的增援速度之快，使得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的撤退变得异常艰难。局势瞬间变得异常严峻，整个部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处境岌岌可危。
撤退抉择，总部电文
面对日军的全面反攻与日益加剧的危局，宋时轮与邓华在迁安县莲花院村紧急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他们讨论的核心议题是部队的去留问题：究竟是应该坚守冀东，继续与敌人周旋抗争，不放弃这片已建立根据地的区域。
还是应该战略性撤往平西地区进行整训，以保存实力图谋再战，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两难选择，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巨大风险。会议上，两种意见僵持不下，彼此争执不下，迟迟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
宝贵的战略时间也在这种内部的激烈争论中悄然流逝，部队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在这种无法决断的情况下，宋时轮与邓华最终决定，向八路军总部请求明确指示，等待上级机关的最终裁决，以避免因个人判断失误而造成更大损失。
然而，在等待总部回复的短暂期间，宋时轮将军展现出其果断而冒险的一面。他未待复电抵达，便率先带领部分部队行动，成功地向西撤离并渡过了潮白河，为后续部队的撤退探明了道路，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几天后，八路军总部焦急等待的复电终于抵达。复电中，总部强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只有在极端困境下，即明确达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考虑将主力部队向白河以西地区转移。这无疑划定了撤退的“红线”与条件。
几乎就在复电抵达的同时，侦察人员也传回了紧急情报：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迅速抵达冀东核心区域，形成了合围之势，敌情十分危急。宋时轮和邓华根据这一最新情报，果断判断眼下的战局已经完全达到了总部所说的“万不得已”的严重程度。
基于此，他们正式决定执行全面撤退计划，率领主力部队向平西地区紧急转移。这个决定是在万分紧急和巨大压力之下做出的，关系着数万将士的生死存亡，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
血战潮白，队伍浴火
然而，这次大规模撤退的组织工作，在紧迫的战事面前却显得不够严密。加之部队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导致行军速度缓慢，冀东抗联部队在向平西地区转移的漫长途中，不幸遭到了日伪军的持续追击和残酷围剿。
在潮白河一带以及沿途的各个关卡，部队与追击的日伪军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遭遇战，战斗过程异常惨烈，伤亡数字不断攀升。潮白河甚至成为了许多战士无法逾越的天堑，无数生命在此陨落。撤退之路，步步维艰，血肉横飞，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
两位肩负重任的副司令员，陈宇寰和洪麟阁，都在这场残酷的西撤中英勇牺牲，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他们的牺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无数英烈缩影，悲壮而沉重。这是队伍无法承受之痛，也是历史永远的铭记。
原先规模高达5万多人的冀东抗联主力，在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最终抵达平西根据地时，清点人数发现，队伍已经锐减到只剩下区区3000多人。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页。
这场惨烈的撤退，不仅再次展现了日军强大的进攻能力和残酷手段，也无情地暴露了冀东抗联在初创阶段，于战术运用、组织协调以及后勤保障上的诸多不足。它为当时的抗日斗争敲响了警钟，提供了深刻的训诫。
血火洗礼，经验弥珍
冀东抗联的此次西撤，无疑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壮，也最为深刻的一页。尽管代价巨大，近乎覆灭，但它并非彻头彻尾的失败，而是一支新兴抗日力量在艰难困境中的一次痛苦而宝贵的磨砺。
战后不久，这批幸存的冀东抗联人员被迅速重组为冀东抗联支队。他们随后并入了由萧克将军指挥的冀热察挺进军，继续在华北大地与敌人顽强抗争，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其不屈的意志与旺盛的生命力。
这场血与火的惨烈经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游击战中，积累了异常宝贵的实战经验。它深刻揭示了在复杂敌情和极端艰苦条件下，部队建设、战略决策与指挥执行的关键性与复杂性，为未来作战提供了深刻教训，成为重要的参考。
虽然此次损失惨重，但正是这样严酷的血肉洗礼，促使敌后抗战力量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短板，及时调整战略与战术，加强队伍建设。它为后续抗日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塑造了这支队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成为我军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课，永远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