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心中，毛泽东始终被尊称为主席，他始终是我党和我军的最高领导人。然而，追溯至我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并不显赫，远未跻身领导核心。直至1927年，我党全面展开武装斗争，着手建立军队，毛泽东虽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但并未成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当时，全国范围内尚有多支红军队伍活跃，如陕北、鄂豫皖、海南、湘鄂西、四川等地均有红军活动。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才在党和军队中确立了最高领导者的地位。
自1927年人民军队创建起，历经1945年毛泽东确立党内军内领导核心地位，直至1976年毛泽东离世，整整31年的时间里，他的领导地位始终坚不可摧，无人敢于质疑或挑战。尽管如此，这一领导之路并非平坦，他的职业生涯亦历经起伏。那么，从1927年至1945年，他是如何攀登至权力之巅的呢？
在1927年之前，毛泽东在党内虽非核心人物，其地位却逐渐上升。这一年，对于中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而言，均具有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他正式投身并引领军事斗争的关键时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13名代表之一，代表全国50多位党员，会上成立了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局成员只有三位：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在这段时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层尚无直接交集，他仅担任一个地区的党的领导者，即中共湖南支部的书记。若要类比，我们不妨将之视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角色。
次年，中共二大召开。随着全国党员队伍的壮大，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位同志组成，其成员地位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相仿，堪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陈独秀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而此时，毛泽东同志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一职，甚至未参与二大的会议，与中央领导核心的距离尚远。
至1923年，鉴于毛泽东在湖南地区所展现的卓越才能，陈独秀遂决意将他调入中央机构任职。彼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共党员人数已增至420余人。在中共三大上，大会成功选出了九位正式委员以及五位候补委员，共同组成了全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本次大会中，经过严格筛选与民主投票，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位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同时，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五位同志则被推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五人共同构成的中央局中，陈独秀担任委员长一职，而毛泽东则肩负秘书之责，罗章龙则主掌会计一职，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地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他首次踏入中央领导的核心层。
至1925年伊始，党员人数已攀升至994名。在中共四大召开的前夕，毛泽东因过度劳累而身患疾病，遂请假返回湖南故里休养。在四大会议中，他未能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中共的领导核心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五位同志组成，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央局，其地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之际，蒋介石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之前，得益于国共合作，毛泽东在国民党内部担任了多个职务，包括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以及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中共五大上，他成功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尽管如此，他在党内的地位仍相对较低，至少位于前十名之外。
1927年，对于中国历史乃至毛泽东个人而言，均标志着重要的转折点。同年七月，汪精卫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遂告破裂。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进一步决定，毛泽东将受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湖南，旨在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并负责重组省委，领导即将到来的秋收起义。
在八七会议上，新一届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得以产生，其成员包括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以及任弼时。
候补委员名单包括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以及李立三。
会议结束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出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位同志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工作的主持者。
显而易见，此刻毛泽东在中央的排名相对靠后，仅位列七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中，尚不属于正式委员之列，与中央领导核心的距离尚有相当之远。
在1921年至1927年的六年间，毛泽东仅在中共三大上得以跻身中央领导核心之列——即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然而这一地位仅维持了一年半左右。此后的岁月里，尽管他身为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却并非核心决策圈中的一员，其排名相对靠后。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秋收起义宣告爆发，从而开启了他创建与领导军队的征程。此举亦为他赢得了在党军中的稳固地位，然而，这一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
1927年10月，毛泽东引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在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然而，他的政治生涯随即遭遇了重大打击。11月，毛泽东受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指控，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被剥夺。甚至一度传闻他被开除出党，幸而后来这一传闻得到了澄清。在冒着生命危险成功保存起义余部的同时，却遭受了中央的不公正对待，这其中的委屈，实在是难以言表。
1928年四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于井冈山地区成功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决定合并，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出任党代表，陈毅则被任命为教导大队队长，全军下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经过选举，毛泽东成功当选为军委书记。
此刻，毛泽东仅是红四军的最高指挥官，且已非中央领导团队的成员。在此之前，其他地区如鄂豫皖、海陆丰等地，党的军队已相继出现，其中部分甚至已启用红军的称号。显而易见，这些并非毛泽东所创立，更非他所领导。
三个月后，鉴于毛泽东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打造红色军队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即便他未能亲临远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他仍于该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终于，在半年之后，他重返中央领导岗位。
然而，此刻他仅仅是23位中央委员中的一员，而在这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中，他的名字并未出现。这届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领衔，毛泽东在其之前，至少还有1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与领导核心的距离尚远，且当时如周恩来、项英等人在党内地位更显突出。
到了1929年毛泽东继续以中央委员的身份领导红四军，但是在红四军的地位也还是不够稳固，甚至还一度失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位置。
1930年，遵照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与红十二军合并，正式组建红一军团。朱德担任总指挥，而毛泽东则兼任政治委员并肩负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重任。随后，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再次合并，形成了红一方面军，这支队伍成为了红军中最为强大的部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武装力量得以显著扩充，他本人也成为了全国红军中最强大、最精锐部队的领导者。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依旧只是红军部队的一位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湘鄂西地区，贺龙领导的红二军活跃；在鄂豫皖地区，红一军正在行动；而在陕北等其他区域，也有红军队伍在积极开展活动。这些部队均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当时，中央军委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等九位成员组成，直接受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而毛泽东在军队系统中仍为周恩来的下属，他必须遵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这种隶属关系一直维持到长征结束之后。
随着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力量不断壮大，以及江西根据地的不断扩张，他在当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而在政治生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尽管只是候补委员，但他终究是跻身中央政治局，这一成就。直至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他再度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地位再攀新高。
尽管在党内地位稳步上升，然而在军旅生涯中却遭遇了不小的挫折。
1931年，对于毛泽东与红军而言，均为一个飞跃性的发展阶段。在军事上，红军实现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赣南与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更是实现了无缝连接，构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实力的显著增强，以及根据地的广泛扩张，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了必要条件。当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表面上看似这一任命提升了他的地位，然而，实际上却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并指挥全国红军。朱德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而毛泽东仅作为15位委员中的一员。此举实则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战争年代，缺乏军事指挥权即意味着丧失权力。他只能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事务，而被排除在军事决策领导核心之外，实质上已处于边缘化状态。
直至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遭受批判，彻底退离前线，全然不再涉足军事指挥。这一时期，成为他军事生涯的至暗时刻。自那时起，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政军三方面均处于边缘地带。尽管在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此时他对任何议题均已丧失了发言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迫使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对红军的未来感到毫无头绪。在长征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逐步形成了三人决策联盟。张闻天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位成员之一，而王稼祥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十一位成员之一。他们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苏派。他们原本与王明、博古站在同一阵营，被誉为“二十八位半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留学苏联归来后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新兴力量。在党内，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地位仅次于王明和博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此外，他们还与共产国际的高层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实际上成为了仅次于王明和博古的共产国际代表人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们俩均力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尤其是张闻天。当时，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项英留守中央苏区，与会者仅有博古、周恩来及张闻天。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抱有赞赏与信任，加之政治局委员如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博古在掌声中难以发声，最终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拱手相让。
自遵义会议落幕，毛泽东再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着他自12年前以来，重返党的领导核心之列。尽管党的总书记之位由张闻天接棒，但张闻天已深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曾有意将总书记的职位拱手相让于毛泽东。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在此时业已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
在军事领域，更是显而易见，组建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队的指挥调度。其中，周恩来担任总指挥，毛泽东则给予全力协助。
遵义会议召开之际，即便毛泽东未能直接担任党的总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以及三人团的团长职务，他实际上已成为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者。他所缺乏的，不过是名义上的确认。
遵义会议的召开固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即便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导致中央苏区遭受重创，但他作为共产国际所认可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其地位实属党内的合法性象征。毕竟，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其领导权的正当性依赖于共产国际的认可。
紧接着，与会领导层并未达到全员出席。例如，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同志，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缺席了会议。同样，掌握八万精兵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同志，对此次会议全然不知，后来在分裂活动中，他甚至多次宣称该会议系非法召开。
再者，毛泽东自离任红军领导之职已逾两年，他昔日引领红军所创下的赫赫战功亦已成为过往。此次，他联合张、王二人，对当前中央领导发起挑战，然其个人威望尚未彻底稳固。在这两年间，红军在全国范围内亦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诸如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以及陕北红军等各派力量，或许未必会完全认同他的领导。他在全党和军队中的威望尚待完善，而张国焘敢于分裂红军并另立中央，亦与此不无关联。
因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尚不稳固。他迫切需要迅速引领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摆脱当前的困境，以赢得众人对自身能力的信任。不久前，在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由彭德怀接替毛泽东指挥的建议，这也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地位的不稳固性，以及他尚未获得普遍的权威认可。
遵义会议只能说是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转折点，他离权力巅峰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幸而他后续的作为充分证明了他具备领导红军、引领革命的能力。在四渡赤水、巧妙穿越金沙江，以及勇夺泸定桥的壮举中，他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霾中果断坚持带领剩余的中央红军北上并最终在陕北站稳脚跟，成功了领导了八年抗战使得垂危的党和红军起死回生，力量壮大了上百倍，并且有了和国民党几百万大军一战的底气，都说明了他是一个有能力，有远见的合格领导人。
自遵义会议起至1943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总书记一职始终由张闻天执掌，然而，在重大决策方面，主导权实则掌握在毛泽东手中。许多中共中央的重要电报，均以“洛毛”或“毛洛”的名义联名发出，其中“洛”便是张闻天所用的化名——洛甫。
在这段岁月里，毛泽东在党内面临的最强劲的两位对手分别是张国焘与王明。张国焘的事迹无需赘述，他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南下的战略亦以失败告终。最终，他不得不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然而，他在1938年4月选择投靠国民党，并因此被开除党籍，这位中共的元老与传奇人物就此陨落。
王明常驻共产国际，深得斯大林及共产国际高层信任。虽未担任总书记，实则幕后操控党中央。他常不经中央直接对外发表声明、谈话，自诩为党的最高领导。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返回延安，实则意图争夺中共领导权。此后，他更担任长江局书记，与中央分庭抗礼。然而，他始终坚持错误的统一战线方针，导致最终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王明因右倾投降主张受到批评。随后，在整风运动中，对他的1931年以来左倾冒险路线及抗战以来右倾投降路线进行了全面批判，自此，王明在党内逐渐被边缘化。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确认。尽管如此，并未进行中央领导层的改选，张闻天依旧维持着总书记的名号。然而，他主动将党内的一切负责工作交托给了毛泽东。直至1943年3月，随着中央机构的调整，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两次会议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承担起领导全党的重任，并有权决定所有重大事项。在此过程中，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担任主席。
书记处担当起根据政治局确立的方针来处理日常事务的核心执行机构。该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领导人共同组成，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之职，而未采用“总书记”这一称呼。此举标志着中共中央首次采用“主席”这一称号。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央机构的领导体制进行了重新确认，确立了四级领导体系。在人员构成及职责分配上，书记处实质上等同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书记处书记则与政治局常委的角色相仿。在此次大会中，毛泽东同志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依据党章的规定，他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书记处主席的双重职务。
然而，这仅仅是领导层的一次调整。自1941年至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使得全党在思想上坚定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地位。经过这场运动，毛泽东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若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成为党的事实上的领导者，那么整风运动后，他已成为全党公认为的领袖。领袖之位高于领导，它蕴含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全党对其心悦诚服，并非出于权力等级的被动服从。
自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以来，毛泽东便荣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自此，他正式确立了军事领域的领导地位，成为无可争议的军事核心。
